6、法治和责任伦理、守信至上社会实际是由关系所组成，而关系之中最为重要的是相互的报偿关系。
笔者当时之所以对华夏传统有信心，是因为魏国王权制以前华夏是封建制的。钱穆先生敢说真话：其实就儒家的本旨论，法家毋宁算是儒家的正宗，幸亏得李悝、吴起等在魏从事政治活动，始将儒道发扬光大《从先秦学术思想变迁大势观测老子的年代》。
「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见四方之君子，则将先语？子墨子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而且对多样性社会的信仰还是前九条总体效果的延伸。秦皇烧书、汉武独尊儒术之后华夏传统近于绝迹。「虽上世至圣，必蓄私不以伤行《辞过》」，蓄私是出现不伤行要求的前提，在墨家的眼里连圣人都有私，与儒家的无私圣王不同[ 孔子曰：所谓圣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然而对获取的信仰容易导致恶性竞争，或者小富即安失去发挥个人所长奉献社会的动力。
因为社会学的著作少（还可能随着秦汉时墨家的消亡而散失）而称墨家无学无后，是从官学角度看问题。重叠共识就比个人的偏观更为可靠。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有关学者称《周易》思维为象思维，指出这种思维方式是指在思维过程中离不开物象，以想象为媒介，直接比附推论出一个抽象事理的思维方法。此岸性自然会导致对处境的高度关怀，因为处境是此岸世界最重要的成份。三、《周易》形上学与东亚思维 《周易》宇宙观所体现的东亚思维或中国思维的最典型的地方或许在于它高度此岸化的倾向，在英文中可称为this-worldly orientation。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
而柏拉图等人的Metaphysics所代表的、形而上的思维方式则不然，理论上说，它对此有形之世界持否定态度，在有形世界与无形世界制造截然的分裂与对立，其所追求的恰恰是要脱离此有形世界，进入无形世界。如何更好地贴近此岸、经营此岸才是它给每个人的人生提出的主要任务。
害臊（shaming）是东亚社会中教育孩子时常用的手段。而在民间，那些彼岸世界的神话并也多半以劝善戒恶为宗旨，并不是以进入另一个世界为每个人的最高人生追求。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
下面我们从另一角度涉及《周易》中的处境思维（即Nisbett所谓的contextual thinking）。在东亚社会，道歉，甚至是不问原因、不管自己是不是真错的道歉是十分重要的。由阴阳之间的互动，演绎出了整个世界，人间事物的全部道理，无不包含在其中。（《周易·系辞》）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时常习惯于用《周易》某卦来比喻自身目前的处境，或所发生的事件。
从这个角度讲，内在超越这个说法还是有一定的误导性。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干，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但是它与形式逻辑中的推理方式迥然不同，从过河拆桥不能合乎逻辑地推出恩将仇报来，从白黑好猫也推不出实用政策路线来，其他同理。
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仿佛重知识也是为了能解决实用的需要。智与义都体现了人在具体的处境中行为的能力。（Fiske, et al., pp.922-924） 东亚社会里，母子亲密接触现象十分普遍，包括同浴、同睡。这是西方metaphysics思维的特征，而绝不是《周易》宇宙观。此岸性意味着对这个我生于其中的世界的高度肯定。
文化心理学所揭示的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对于我们理解《周易》宇宙观无疑提供了一把新的钥匙，进一步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儒家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正因如此，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一再强调先验逻辑之所以普遍有效，正在于它完全、绝对、没有一毫杂质地超出感性经验的范围，唯此才能形成绝对可靠的知识。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2002：西学与中学中的命运：形而上学之例，《学术季刊》（上海），2002年第3期。
例如，黄宗羲用《周易》明夷来比如自身当时的特殊处境。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知（episteme）与智（phronesis）的区分得到了强调。日本人或东亚人往往以情感的态度来看待事物，而不是以理智的、关心原因的方式来看待事物，这是一种移情（feeling and empathy）思维。人们可能会说，东亚思维恐怕是《周易》宇宙观的一个产物。（Fiske, et al., pp.920-922） 但是，在中国、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地区，人的概念颇不相同，认为人从根本上就是与其他人相联系的（方：在中国古代，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前辈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有曾子临终时启予手、启予足之说。
固然，希腊哲学家也涉及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它的旨归或导向却是不断超越感性世界，而不是为了回过头来处理与感性事物的关系，这一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作了最经典的阐述。再将一批动物放在多种不同的背景下展示，测试美国学生与日本学生识别它们的准度和速度。
我认为其间有一项差别值得关注：《周易·系辞》中所谓形而上者，其实并不是真的要超出此有形世界之外，只不过是指出如何把握此有形世界，以便更好地回到此岸世界。这种个人主义型的社会性及自我模式（individualist model of sociality and the self）在社会心理学的绝大多数领域中被或公开或潜在地使用着。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调查发现，有64%的美国母亲和只有8%的中国母亲注重培养孩子们的自我意识。
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被用来说明追求实效的政策路线。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这种思维方式在《周易》中占主导地位。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在其他类型的关系如上下级关系中也有类似现象（方：朋友关系亦然）。此据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三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页1－316。
我认为这一点对于理解《周易》中的关系本位有极大帮助。日本的母亲在孩子需要作决定时，往往不是问孩子自己的倾向是什么，而是往往代孩子们决定和办理。
理由是：因为并不从彼岸或来世来寻找此生安身立命的基础，所以对此岸世界特别小心地经营。四、结论或思考 《周易》所反映出来的宇宙观，与Nisbett等人所谓的以relational, contextual, interdependent等为特点的东亚思维显然是一致的。
